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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天坛到美国,我的真实救命经历

发布日期:2018-03-07

2017年9月26日,经过近9小时的脑外科手术,在美国麻省总医院脑外科的特护病房,我清醒过来了。医生刚刚切除了占我大脑几乎1/4的肿瘤,手术成功。这是我一个多星期以来清醒的时间。

完全清醒后我才知道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我都经历了什么。一个星期以前,我还在北京,大部分时间处在昏迷状态。也是直到现在,我才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,在北京好的脑外科医院一一天坛医院,我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等了两天多,每时每刻都在向死亡靠近。而我自己对这些竟然无知无觉。这期间先生杨涛火速从美国飞北京,冒险带我回波士顿,将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感谢杨涛的勇气和担当,还有不惜一切代价要抢救我的决心。亲身经历方知生命的可贵,我决定写下这段经历分享给朋友们。

一次灾难性的旅行

早就安排好的九月的北京之行临行前感觉不好。因为家庭和生活的琐事让我心情烦乱,本来计划好的北京之行却提不起兴致。但为了老爸93岁的生日还是决定回国,前往北京。

第一天出师不利。到了波士顿机场发现签证在旧护照上忘了带。只好改成第二天才飞北京。

抵达北京,跟亲人们团聚,还是很开心的。谁知道好景不长,那天用轮椅推老爸出去玩时,我突然摔了一跤,情况急转直下,第二天就陷入了昏迷。二哥带我去天坛医院神经内科,通过CT和MRI的结果,我才得知我脑部长了一个七公分大的肿瘤。

说实话,我在天坛医院时,神智不清,时而清醒、时而昏迷。只记得输液完了,也沒有人管,血液倒流。当时我的亲人得赶紧找急诊医生开药,排队交钱拿药,回来发现后才赶紧去找护士处理输液的问题。在北京天坛医院,我们被告知说排队人太多,近期无法安排住院和手术。

先生杨涛得知消息后,立刻从波士顿赶到北京。在医院后看到我这样子,他非常难受,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无助。我想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送红包。后来杨涛告诉我,通过高层关系找到了天坛医院院长,他不仅道歉,还说马上可以住院。但是手术还要等一阵,因为要做全面检查。我后还是决定回波士顿的麻省总院手术,杨涛尊重我的意见,因为麻省总院毕竟是美国好的医院。

因为病情紧急,我们本想雇用医疗专机回波士顿,但行程安排不开,也赶不上手术。后还是高价买了二张海航头等舱机票飞回来。

从北京回波士顿是一次冒险,但是继续留在北京,杨涛说他不敢去想会是什么后果。杨涛说他一生做事都是要有把握,这次只好打赌了,因为我毕竟是脑中线偏移已经非常严重,十四个小时的飞行对我来说是太难了。果然在飞机上我又陷入昏迷,我仿佛感觉到生命在渐渐逝去。杨涛顾不上后悔难过,一直和机长商量机场安排救护车接我,和必要时迫降的事情。好不容易到了,我瞳孔已经扩散,还有一口气,落地二十分钟后就送到麻省总院抢救,等抢救回来了,医生告诉他我可以讲话了,他说他真想给这些美丽的白衣天使下跪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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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我被抢救过来后,在ICU等待手术。

中美两国的医疗差别

三十几年的北美生活经历,我在中美医疗差别方面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,但是九月的北京之行,若不是亲身经历,我不会了解到中美两国医院对生命的态度的不同。

我在北京脑瘤发作陷入昏迷,在危急的情况下,北京脑外科好的天坛医院竟然不收我住院、在托了关系后同意收我住院但是却不给我手术,一副生死由命的态度。我在麻省总医院的术后随诊中,几个麻总医生看了我在北京的片子,脑中线偏移12.5mm(偏移10.0mm是危险边界)都不敢相信北京的医院不给我手术。他们摇摇头。也不好说什么。开始天坛医院说两千多人排队手术,我没什么特殊,但是病情也分轻重缓急,不问病情,只让排队是不是也是沒有医德的表现呢?

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送红包,还有托了关系医院前后的不同态度。后来杨涛决定回美治疗,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手术的难度,万一做不好,后果将无法想象。另一方面,术后护理也很重要,血液倒流都没有人管,在大型手术后如果哪个地方没照顾好,也是致命的。而在美国无论是手术还是术后护理都要规范的多。

在命悬一线的情况下,我冐险赶回波士顿手术。在十三个小时的飞行中,生命几乎离我而去。但是在波士顿机场,由于我是危重病人,情况特殊,我们乘坐的航班得到高优先级下降,在飞机还未降落时,救护车和救护人员已经登机口等我,甚至海关人员也登机口为我清关只为了和时间赛跑,让我能早点到急救室。我被送到美国好的医院急救时,没有人问我是不是交得起费用,因为在麻省总医院救人要紧。医院方面已经根据我的病情安排了世界知名的脑外科手术医生,在我到达以后后马上开始手术。

今天我己基本康复,在亲身经历中美医疗后,我由衷地感谢美国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。

手术后我女儿的男朋友,也是医生的安卓来探望我。他两手握住我的两个手腕,仔细的感觉我两边的脉搏,然后看着我的眼晴,坚定而且自信地说:手术非常成功,脑子没问题。安心康复吧。这位年轻仁心的医生,给了我极大的安慰。难道医者不都是这样的吗?在北京和所有中国人中,医生也应该是智商和道德都较高的人群吧?但从他们的行为,对待生命的态度,不禁令人心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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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手术后一个多月,康复中,已经可以不戴头巾露面了

作者|甘洪

简介:1985年中科院硕士毕业,随后去加拿大留学。曾在北电做软件工程师。1998年全家搬到美国波士顿,在朗讯工作多年。直至今日一直居住在波士顿地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