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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赌”一把,我带老公去美国治疗晚期结肠癌

发布日期:2020-04-21

我的先生,45岁,因反复腹泻,2017年1月在上海xx肿瘤医院行肠镜检查及活检提示右半结肠癌。紧接着马上做了影像检查,并随后进行了结肠癌根治性手术。术后病理提示低分化腺癌,分期是IIIB,基因检测提示KRAS野生型。术后接受了FOLFOX+西妥昔单抗治疗6个周期进行巩固。

本以为这场灾难就此别过,但术后仅仅1年多,2018年3月复查显示CEA成倍增高,肺部和腹部CT显示多发肺和肝转移。医生给出了FOLFIRI化疗的方案,并建议加大剂量以求更好的效果。不幸的是,4个周期的化疗,尽管忍受了很大的副作用,先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,疗效评价为病情进展(PD)。之后先生听朋友的劝说,我们去了日本东京做了3个月细胞免疫治疗。结果不像之前宣传的那样有效,他的转移灶更多了,直径也增加了50%以上,彻底被认为无效,而且体重下降了15kg以上。

二线化疗方案失败,几乎处于走投无路下,当地医生建议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免疫治疗,K药。之后我们又在上海进行了3个月的免疫治疗, 但复查的结果同样令人沮丧。而且由于身体虚弱和肿瘤压迫,先生每天需要吃9片止痛药,很多医院也已经不再愿意收他入院。

万般无奈之下,我希望带他去美国“赌”一把,并咨询对比了两个机构。其中一家机构在接待时不停强调“美国的各种医疗优势、与美国医院的所谓合作关系等等”,而对于我先生的病情却没有任何的专业评价与患者同理心,“活脱脱一个中介”是我的评价。

美国医疗.jpg

之所以选择爱诺美康,我认为,尽管我们当时孤注一掷,但爱诺美康并没有鼓吹美国医疗优势,而是从我爱人的身体出发,告知了我们赴美的出行风险,以及分析了美国后续可能有的治疗方案会非常有限,并且美国医院拒收的概率也很大,让我们要权衡利弊。这种靠谱的作风,是严谨的医生,也更像是朋友,我和先生决定把命交给他们。

在办理出国看病的过程中,我们也经历了诸多波折,梅奥以及安德森癌症中心先后拒收,但当时我们的决心非常大,就是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去美国尝试一下。之后位于波士顿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有条件接收了我们。医生建议我们加强营养,基本状态好转一些的话可以赴美。这让绝境中的我们迎来了一线希望。之后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各种输液支持治疗,虽然疾病没有控制,但先生的体力有了一些好转,达到了医院的评分标准(ECOG=2)。

医学翻译.jpg

2018年底,我们在随行医学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了波士顿。在做了常规的病理复核以及影像检查之后,主治医生J博士告诉我们,对于之前术后的FOLFOX+西妥昔单抗,尽管KRAS野生型,但按照之前的研究显示因为是右半结肠癌,西妥昔单抗并不推荐,应该选择FOLFOX+贝伐单抗更好;我们在日本接受的细胞免疫治疗,J博士也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令人信服的数据,这个疗法美国已经淘汰。目前一线、二线化疗以及K药治疗均失败,可以尝试O药联合Y药的双免疫治疗方案,21天为一个周期。

免疫治疗.jpg

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,也许是我们已经不能再失败,4个周期的双免疫治疗终于迎来了好消息。复查显示肝部的转移灶缩小了30%,肺部的转移灶数量也减少了20%,更难为可贵的是在这3个月的治疗中,先生的止痛药由原来的9片逐渐减少到了2片,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,体重也增加了3kg,一切的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2019年10月先生的病情仍然非常稳定,已经不再需要吃止痛药了,尽管J博士说可以联系香港的医生让我们回国继续治疗,但我和先生共同决定还是留在波士顿这个福地,对于我来说,“人在,家在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