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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标记指示都应与疾病进展有关

尽管有一些例外，比如前列腺癌的tramp模型。但相比原位移植瘤而言，转基因模型的转移概率较低，并且周期较长，这些都限制了基因工程模型的应用。Hoffman和ChamberS开创性地进行了一项尖端性工作，他们用荧光标记肿瘤细胞和基质元素，应用高分辨率光学，发明了一种新的模型，其中的侵袭过程，及其在组织结构上产生的变化，都可以被实时监测同样地，荧光素酶标记肿瘤细胞的使用提高了监控疾病进程能力。

这些模型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定义有关转移级联的一些原理，并且细化了对潜在抗侵袭药物的评估标准。骨骼和脑的转移模型尽管并不适用于筛选级联反应，但它们确实为研究新药对疾病进程特殊方面的影响提供了机会。总之，尽管很多体内模型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肿瘤的侵袭和转移，但仍然需要更加贴近临床疾病的新模型，例如微小残留肿瘤或静息微转移灶肿瘤模型。

临床发展的挑战，除了第I期到第m期的临床试验进展过程，赞助机构衡量试验进展的决策标准是，拥有更足的信心获得成功的药物注册。对于抗侵袭药物，早期的机制依据（PoM）与第一阶段耐受剂量的选择，共同为药物对预期靶点的抑制提供依据，这种靶点可能正好在肿瘤组织内，或在正常组织内出现替代性机制。

出国看病怎么办理？详询爱诺美康，PoM支持试验进展到第n期，在这个阶段里，抗侵袭行为的生物标记指示的使用，应与一些有关疾病进展的可测量因素联系起来。依次地，一个成功的PoP会试验，更大的第n阶段注册试验的一些风险，以证实概念依据（pｏc），即一种抗侵袭机制可使患者在临床上显著受益。

尽管抗侵袭药物从PoM到PoC的进展，在本质上与所谓的抗增殖药物没什么区别，但选择合适的患者人群对证实临床上的有效性十分关键。传统的预后评估方法，早期临床作用很大程度上根据既定的实体瘤的疗效评估（RECIST）标准来评估，在这个标准里，肿瘤收缩是主要的治疗目标。尽管RECIST标准已作过修改，但临床预后的评估依旧，将肿瘤收缩作为患者存活的替代指标。

在针对肿瘤侵袭的治疗案例中，诸如进展时间（TTP）这样的临床终点是，更能反应临床效果的评估指标，尤其是在临床前数据、未显示有预期的肿瘤收缩 的情况下更是如此。正如我们之后所要讨论的，在某些疾病情况下的TTP，可能为证实对患者的疗效提供了机会，这点可使抗侵袭性肿瘤细胞行为的药物更易通过注册。

早期抗侵袭临床试验的经验，在20世纪的后几年，进行的一代MMP抑制剂（MMPIs）ID期临床试验的失败广为人知，这引起了人们对新兴的抗侵袭药物临床发展的普遍优虑。不过，应该考虑导致这些项目失败的真正原因，尤其要尽快拿出会阻止这些失败的新举措。